出世界屋脊，繞峻嶺險灘，跨三峽平湖，匯遼闊大海——在中國版圖上，萬里長江奔騰出一條氣勢恢宏的綠飄帶、金腰帶。守護一江清水向東流的，是沿江干支流成千上萬的各級“河長”。

　　但長江流域“河長們”的壓力巨大：根據權威公開數據，從2015年到今年上半年，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檢察機關批捕和起訴的破壞環境資源保護類犯罪，各占同期全國檢察機關辦理此類案件總數的1/3和近一半。

　　壓力背后是多年的粗放式發展。長江經濟帶的城市密度為全國平均密度的2.16倍，承載著全國40%的人口和生產總值。各地多年的“招商引資大比拼”，導致化工圍江、廢水偷排，“長江病得不輕”。

　　“‘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中央2016年提出的長江經濟帶發展新理念振聾發聵，令人振奮。”在重慶璧山區，兼任轄區總河長的區委書記吳道藩說，作為長江支流，璧南河一度成為臭水溝，可以用毛筆寫字，沒人愿住在河邊。這幾年我們關了一批企業，抓了一批責任人，拒了一批新項目，又建起河濱濕地公園，入江口水質達到Ⅳ類以上，周邊馬上成了開發商爭搶的熱土。

　　理念之變，會推動制度創新。從2016年12月，國家印發了《關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到2017年總書記新年賀詞中首次提到“每條河流要有‘河長’了”，再到河長制首次被納入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治水大計已經成為國家行動。

　　記者沿江采訪發現，各級河長，大都由地方各級主要領導擔任，一把手擔任“總河長”。河長制的推行，真正實現了從“沒人管”到“有人管”、從“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轉變。

　　河道如同人的“血管”，如果上游污染，長江健康無從談起。“過去上游水質不達標，下游只能‘默默承受’；現在上游治理不達標，就要為下游埋單。”作為滇池河段長，昆明市副市長吳濤說，每個月通報1次數據，在區縣交界處檢測污染物含量，上一段不達標，就要交“罰金”。

　　“不僅要動票子，還要動帽子”，河段考核結果也跟黨政干部的年度考核掛鉤，不達標不僅僅經濟處罰，政治上也處罰。在云南和重慶，相關制度都有類似的政績約束條款。

　　河湖之病表象在水，根在岸上。治水千頭萬緒，河長怎么干?貴州遵義湄潭縣實行了“河長+警長”機制，形成了嚴厲打擊的綜合管控體系。

　　作為云南昭通市總河長，市委書記楊亞林給記者講了“兩個U盤”的故事。他的包里一直裝著反映河流航拍照片及問題清單的兩個U盤，一個是上年的情況，另一個是今年的情況。

　　“突出的問題和整治的要求都在里面。”楊亞林說，全市每名河長人手一個U盤，通過U盤對照考核，讓舉措落地見效。

　　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張鳴說，和其他市領導一樣，他也擔任了河長。據介紹，重慶市提出“一河一長、一河一策、一河一檔”，共設四級河長1.7萬名，確保一江清水向東流。

　　有了河長，“九龍治水”變為“一拳發力”，上下游的協作機制也逐步建立起來。《赤水河流域橫向生態補償協議》成為長江經濟帶生態保護修復工作中，首個建立跨省橫向生態補償的流域，云南、貴州、四川三省商定按比例拿出2億元，用于赤水河流域的生態治理。

　　盡管河長制加強了治理能力，但記者也發現，由于各級“河長”大多由各地“一把手”兼任，如何防止“考核走形式、落實裝樣子、制度陷空轉”，成為十分迫切的問題。

　　“上下游的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也是個短板。”江蘇長江經濟帶研究院院長成長春表示，長江生態補償機制，有些地方已實行，但更多地方的還在數據檢測、政策研究層面。他呼吁盡快制訂長江保護法，真正讓河長們“有法可依”，承擔起母親河的守護重任。（記者宋振遠 向家瑩 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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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楊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