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天津車市而言，2013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自年初以來，關于天津即將限號限購限牌的各類傳聞，不絕于耳，從年初的“有消息稱”，到五一前的“言之鑿鑿”，各種消息都引來消費者和經銷商的密切關注。終于，15日19時，天津市政府宣布實行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以及實施機動車限行交通管理措施，也就是“限購＋限行”終于成為現實。于是，15日當天，天津車市上演瘋狂周末，各汽車4S店通宵達旦幾乎將全部庫存車輛售罄，甚至有買家爭搶激烈，砸破樣車玻璃后高呼：“這輛車是爺的了！”幾語成讖，天津終于成為繼北京、上海、廣州、貴陽之后，中國第五個實施機動車“限牌令”的城市。
據統計，天津市目前的機動車保有量差不多是東京的四分之一，紐約的六分之一，可東京、紐約都限號了嗎？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賈西津認為，這恰恰凸顯出政府在交通管理、城市布局方面的欠賬。對于治堵，國際通行的慣例是壓縮公務用車比例、合理規劃公共交通路線，而不會動不動就限號。如今，一見到擁堵地方政府就想到利用手中的權力限號、拍賣、收費，這等于是讓市民為決策者的失誤埋單。
2010年12月23日，北京正式公布《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成為國內首個發布汽車限購令城市。開始實施小客車數量調控措施，以搖號的方式無償分配小客車配置指標，并在2011年1月26日進行了首輪購車搖號。三年來隨著參加搖號的人越來越多，中簽率由剛開始的9.4%降到2013年10月的1.1%。久搖不中，讓那些剛需們叫苦不迭。
2013年11月北京市又發布了新的實施細則，2014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細則規定從明年起至2017年四年間，北京增量小客車指標額度共60萬個。年度配置指標總量從24萬減少至15萬個，確保機動車保有量到2017年底不超過600萬輛。今年最后一期購車“搖號”12月27日舉行，中簽比約為1比99.4，幾乎是“百里挑一”。
從明年開始，每月一期的“搖號”改為逢“雙月”一次，中簽率大家可以想一想!
于是，申請、退出、再申請者不在少數，同時受“確認延期”政策影響，所有想繼續參加搖號的參與者也要每3個月就不得不延期一次。
從1994年起，上海一直實施“牌照拍賣”政策，對新增客車額度實行拍賣制度，每個月發放一定數量的汽車牌照，消費者通過拍賣方式獲得。購車者憑著拍賣中標后獲得的額度，可以去車管所為自己購買的車輛上牌。
近十年來，上海車牌從近萬元漲到如今的8萬元上下，在今年初上海車牌還曾一度突破9萬元，而如果你要求不高，市場上一輛性能不錯的小型進口車價也才7、8萬，于是，這種拍賣制度也越來越受到人們詬病。
據了解，近幾個月上海車牌拍賣價格連續下跌，主要受到抑制車牌過度炒作的相關政策影響。
本月上海交通主管部門半年來首次取消“警示價”設置，集中釋放的拍牌需求導致價格大幅上升，再次回到8萬元以上。
而伴隨著拍賣政策，2011-2012年十年間，上海市車牌拍賣資金收入已高達118億。為此，上海市政府近日決定，2014年將選擇2013年最低“警示價”72600元作為年度“警示價”。競買人首次出價階段出價高于“警示價”，系統將不予接受，這一政策能否限制高企的價格，我們拭目以待。
進入初秋，霧霾頻次增加，河北各地針對機動車的治理措施開始提上日程。10月19日，唐山出臺措施，當Ⅱ級預警發布時，所有機動車實行單雙號出行。10月22日，邢臺開始在市區內試行機動車單雙號限行。10月29日下午，石家莊出臺《石家莊市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當空氣質量出現Ⅰ級預警應急響應，五區、正定縣、藁城市、欒城縣、鹿泉市、高新區、正定新區、循環化工園區內社會車輛單雙號限行。10月30日，保定市Ⅱ級(橙色)預警響應措施：在交通管制區域內禁止大型貨車、面包車、三輪車、摩托車、無標車及黃標車通行；社會車輛實行單雙號通行制度。11月15日，保定更是準備在市區試行單雙號限行政策。
這其中最典型的是天津限行“烏龍”事件。2013年12月15日晚，天津市政府宣布從2013年12月16日零時起實行小客車增量配額指標管理，增量指標必須通過搖號或競價方式取得。并將自2014年3月1日起按車輛尾號實施機動車限行交通管理措施。
一個星期后，天津市環保部門也明確提出，從23日零時起按照日期末尾數確定限行尾號。
然而，僅僅經過幾個小時后，天津交管部門卻宣布限號政策暫不執行。
2007年，北京在全國率先執行機動車尾號限行2位措施，目的是治堵，然而6年來限行未歇擁堵卻越來越烈，于是，今年11月1日起，北京限行政策加碼，規定五環內高峰期出行的外地車不僅要罰100元，還要給予駕駛員記3分的處罰，而此前在北京外地車闖高峰期限行光罰款不扣分。
北京交管部門宣布停止給北京戶籍車主的外埠車辦理長期進京證。這項舉措主要是防止限購后北京市民上外地牌在北京使用。對于剛需的購車市民來說，租借指標也面臨著被收回的危險。因此相比其他幾個限購城市，北京實施的限行措施目前來看最為嚴格。
這些年,圍繞車輛進京證有過不少爭議,一些全國政協委員多次呼吁取消它。比如九三學社副主委楊肇鍵委員就認為,進京證造成人為的地域封鎖和市場分割,不僅違背市場經濟公平、公正的原則,也有悖平等通行原則。
當然,這種說法只是一家之言,但既然有關部門“反其道而行之”,向公眾說明這種聲音錯在哪里,就不無必要。
隨著諸多政策出臺、地鐵通車、自貿區成立，2013年的上海樓市可以稱得上跌宕起伏，看點頗多。
這里面，既有政策出臺后，購房者扎堆“擠爆”房地中心的熱鬧，也有暑期淡季看房者寥寥的寂寞，而上海的土地市場，成交價格幾度被刷新，“土豪”層出不窮。今年3月1日，國務院出臺“國五條”，指出個人出售房產要嚴格按照轉讓所得的20%計征個人所得稅，大量購房者連夜審稅過戶，上海3月份二手房成交出現7萬套巨量，為歷史之最。
今年下半年，上海房管局發布“滬七條”。主要有兩點：居民家庭向商業銀行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其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70%及以上;非上海戶籍家庭購房繳稅或社保費年限，調整為能提供自購房之日起算的前3年內在上海市累計繳納2年以上。
在“滬七條”的影響下，開發商觀望情緒加重，推盤節奏開始放緩。全市成交量也有所下降。
9月29日，上海自貿試驗區掛牌成立。上海相關區域的樓市也開始“蠢蠢欲動”起來，在自貿區輻射范圍內的外高橋、浦東川沙、原南匯祝橋和臨港地區四個板塊的房價至少都有一成以上甚至是翻番的漲幅。
2012年下半年，樓市出現大逆轉，直接導致了2013年年初國務院再次發布樓市調控五項舉措(簡稱“國五條”)，隨之各地紛紛出臺細則版法規，北京也從制定全年調控目標、二手房交易所得按20%繳納個稅、限房價競地價等多個方面著手調控，由此，2013年樓市新一輪的調控周期開啟。
進入下半年，調控效果不佳，10月份,北京再度出重拳發布“新京七條”，嚴查變相漲價，這才將房價過快上揚的勢頭止住，行至年末，房價進入平穩期。
與此同時，“新京七條”衍生出“自住型商品房”這一新思路。該類住房的特征是以90平方米以下戶型為主，銷售均價比同時段同品質商品住房低30%左右。面向全市符合限購條件的家庭，保障房輪候家庭和本市無房家庭優先購買。
據公開資料顯示，北京明年真正的商品房用地只占25%的土地量。由此可知，普通商品房市場競爭將趨于白熱化。
2013年3月1日，國務院發布“新國五條”，但直到3月底，廣州終于出臺了地方細則，明確2013年廣州新房價格漲幅要低于該市年度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幅，細則同時對“限購”進一步升級，而對于對于備受關注的二手房交易個稅20%的征收，廣州籠統表示，將嚴格執行國辦發17號文、粵府辦11號文關于出售自有住房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規定。
政策含糊其辭，民眾普遍稱20%個稅是“雷聲大雨點小”。果不其然，2013年第一季度，廣州一手樓市網簽量竟然高達233．08萬平方米，創下最近7年來的新高，并在全年誕生了8個“地王”。
4月22日廣州市國土房管局下發《關于落實廣州市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加強房地產市場監管的通知》，廣州樓市限價開始。進入二季度后，廣州的房貸政策就已頻傳收緊信號。
11月18日，廣州緊隨其他一線城市出臺了“穗六條”，市場的各種揣測聲也應聲而息。新政規定，非本市戶籍五年內連續納稅滿三年才可買房，提高二套房貸首付比例至七成。此番新政出臺，令住宅市場遭到重創的同時，不限購不限貸的商用物業，則受到資金的熱捧，新房源不斷入市，在市場上取得的銷售成績也是不俗。
2013年在火熱中開局的深圳樓市，雖歷經“國五條”、“深八條”等針對樓市的措施，但并未見全面“退熱”跡象。
回顧這一年，每一次“若干條”出來后，總是伴隨著市場的快速解讀和消化。
從3月份“國五條”定下樓市調控的基調，到4月1日地方版“國五條”公布確定年度房價控制目標，再到10月深圳緊急出臺“深八條”調控措施，似乎每次“若干條”的出臺都未能阻擋住旺盛的購房需求。
縱觀全年樓市生態環境，從“國五條”開始為今年的樓市調控定下基調，至“深八條”的收官，政府調控樓市的思路和方式正在改變，在完善樓市調控長效機制的同時，更加注重發揮市場自身的調節作用，讓市場回歸理性市場。
人們期待，在“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的共同作用下，深圳樓市能夠平穩持續健康的發展。
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繼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一線城市針對預期不斷上漲的樓市，進一步強化了調控細則；以此為樣本，西安、武漢、南昌、廈門等二線城市也陸續加入升級調控的隊列。
截至12月3日，全國已有13個二、三線城市在重申原有調控內容的基礎上，提出強調落實“新國五條細則”，并針對性地對限購、限貸進行了約束。一時間，部分房價上漲過快的二線城市，針對樓市的階段性收緊措施，也開始在年底集中蔓延。
“年初各地制定的房價控制目標即將進入最后期限，在這個時候各地出臺這些調控政策有其特殊的含義?！币晃徊辉妇呙臉I內人士指出。但在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原所長及研究員牛鳳瑞看來，目前全國各主要二線城市的調控目標普遍難以達成，而社會輿論的疊加影響也促成了這些城市扎堆出臺升級版政策。
“因為要給上級和老百姓一個交代，所以各地方政府會集中在年底密集出臺調控政策。”牛鳳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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