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穿越时空的信仰追寻

▲5月17日，陈涛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讲解抗战历史。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金海摄

▲5月10日，杨雅丽在南开大学一面写有“爱国三问”的墙前留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然摄

▲6月16日，古兰月在杭州展示她的作品《酒坊巷》。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铖摄

▲4月1日，陈建（左）在湖南省会同县江边村与石守忠老人交流。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芳洲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铖 刘金海 刘芳洲 黄筱

  夏日的阳光洒向城市楼宇，照亮田野山川，格外热烈。

  当杭州迎来第一缕晨光，“80后”作家古兰月（本名胡毅萍）伸了个懒腰，熄灭了书桌上的台灯。电脑屏幕还亮着，一行行文字梳理出80多年前浙赣战役中的故事细节。她忙碌了一夜，在为下一部抗战主题的网络小说做准备。

  天津，南开大学津南校区绿树成荫，花香阵阵。“95后”学者杨雅丽骑着共享单车，迎着阳光，穿过林荫道，直奔图书馆而去。她是南开在读历史学博士生，主攻抗战史方向，泡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写论文，是她每天的日常生活。

  北京复兴路，35岁的陈涛在阳光下仔细擦拭着党员徽章，将它端正地别在讲解员马甲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民族的胜利”五个金灿灿的大字尤其闪耀。肃穆的展厅里，无数展品等待着被陈涛的讲解重新唤醒。2023年4月以来，他一直担任军博的讲解志愿者，每逢节假日，只要不出差，都会如约来到军博。

  湖南，会同，接连下了几天雨之后，终于出了太阳。30岁的志愿者陈建驱车前往乡下，车后座上堆放着族谱复印件、县志记载和一张张标注着烈士姓名、部队番号的寻亲启事。近年来，他一直在帮助抗战烈士寻亲，让抗战英雄“回家”。

  溪水潺潺，最终都将汇聚成浩瀚江河。四位不同身份的青年，四条迥异的人生轨迹，在寰宇纷繁间，因“抗战”这同一个主题串联起来。

  这是一场属于青春的远征，一场穿越时空的信仰追寻。

出 发

  “如果说我们外国人现在取得了一些成绩，那在很大程度上——这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要归功于忠实友好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

  ——摘自1938年2月21日约翰·拉贝回国前的告别演说

  这是杨雅丽最喜欢的一句话，也正是这句话，让她开始研究抗战时期南京安全区里的中国贡献。

  1937年11月22日，约翰·拉贝等20多位国际友人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中方人士共同建立了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庇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

  2018年9月，杨雅丽在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导师张连红教授指导下，她将目光转向“约翰·拉贝的中国朋友们”，发掘出许多在安全区守护与救济难民的中国同胞的事迹。他们的事迹此前鲜为人知，却是南京大屠杀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那是不该被遗忘的义举：

  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收容所所长姜正云带领团队，采取多种措施救助难民，安排住宿、施粥、进行医疗救助。他白天管理收容所，晚上记录日军暴行，汇总成《南京金中难民收容所记录》。他在写给安全区总干事费奇的信中说：“今天晚上，日本兵为了搜寻少女，闯入了我们的宿舍，到处充满了呜咽声，我毫无办法阻止她们哭泣。”

  收容所工作人员薛万锦为难民安排住处、做饭。为保护女性难民，他带人帮她们剪短头发，把脸抹黑。有中国士兵躲进来，他就提供便装让他们换下军装。

  徐淑珍、徐淑德姐妹原是难民，后主动加入救助队伍，承担护理及防疫工作。

  刘文彬在收容所避难，他会日语，日本人希望他当翻译，但他被抓后宁死不从，虽经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努力营救，最终仍被杀害。

  杨雅丽多次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她的目光扫过密密麻麻的死难者名单，最终停留在无数名字间的空白处。她想起导师张连红的话：“安全区里，有1500多位像姜正云、薛万锦、刘文彬那样冒死保护同胞的中国救援者，他们大多连名字都没留下。”凝视着那些空白，杨雅丽告诉自己：要快一点找出他们，不要让这些微光被埋没。

  有些记忆，是时间刻在心里的伤疤，也是点燃使命的火种。

  古兰月心里一直压着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是浙江义乌崇山村的不忘国耻纪念碑，为纪念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死难者而立。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大量施放细菌武器。金华地区因鼠疫死亡几千人，崇山村占了400多人。“我去过村子，听过几位老人讲的故事，也看过那些触目惊心的烂脚照片。我想，我一定要写下来。”古兰月说。

  这便是她创作网络小说《酒坊巷》的初衷。该书2023年出版，以浙赣战役、金华沦陷为背景，讲述日军细菌战时，我党地下工作者和当地群众不畏艰险护送鼠疫血清，以生命守护家国的故事。

  古兰月说：“作为出生在金华的写作者，我有责任还原那段历史。酒坊巷曾是金华最繁华的地方，《浙江潮》编辑部、‘台湾医院’等历史遗存背后的故事深深感动了我。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在她看来，写作《酒坊巷》是要让后人知道，即使在鼠疫肆虐、家国蒙难的至暗时刻，金华人仍在不屈抗争，这条600多米长的酒坊巷就是见证。

  军博馆展厅内，一块八路军战士佩戴的臂章静静躺在展柜里，陈涛的目光在上面长久停留。在军营长大的他，对烽火岁月有着天然的亲近。“我长在革命军人家庭，从小就对红色军事历史着迷。”谈及在军博当志愿讲解员，陈涛这样回答。

  陈涛本职是北京一家证券公司的投行业务人员。2022年底，得知军博再启志愿者招募，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经过简历初筛、面试甄选、培训考核及现场试讲，他于2023年4月成为一名志愿讲解员。

  不同于讲解内容相对固定的职业讲解员，志愿讲解员可自行规划路线和讲稿，结合自身知识背景拓展服务广度深度。为让历史鲜活起来，陈涛查阅了大量资料和纪录片，采撷生动的历史细节。一句讲解词背后，常常是几小时甚至几天的钻研。

  每一次调试麦克风，每一次面对观众，他都知道自己不仅是在复述历史，更是在接续老一辈军人的荣光与守望。

  有些故事，不能只停留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有些人，踏出家门就再也无法还乡。

  湖南怀化，会同县烈士陵园。陈建蹲下身，指尖划过一个个墓碑上刻着的名字。这里长眠着许多烈士，有的籍贯模糊、信息不详，已被家乡亲人苦寻八十余载。

  陈建感到沉甸甸的责任，这些沉睡的名字需要一个归宿。他掏出手机，对着墓碑拍下了“寻亲之路”的第一张照片。

  陈建是在长沙工作的会同人，自幼常听祖辈父辈讲抗战故事，受此熏陶热心传承红色文化，2016年4月注册成为青年志愿者。“抗日阵亡将士和各个时期的烈士们为了民族独立、国家新生、人民幸福牺牲生命，我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事情。”陈建说。

  “哭墙”上的空白、崇山村烂脚的照片、展柜里沉默的臂章、墓碑上模糊的籍贯……这些瞬间，不经意间闯进四位青年的生命。血脉深处，是铭记至今的民族记忆。

  历史从未真正沉默，它只是等待着有心人的启程。

解 码

  “战争面前，命如蝼蚁，生灵涂炭。兵荒马乱中，小人物的命运最能体现战争的残酷无情，也最能彰显和平的珍贵难得。因此，家国情怀是这部小说的底色。”——邱华栋《地域文化小说的新呈现》

  这是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为《酒坊巷》所作序言里的一段话，道出了古兰月多年笔耕的初心。

  古兰月自2004年开始写作，尝试过散文、小说等体裁，2017年投身网络文学创作，坚持至今。

  面对年轻一代“短平快”的阅读习惯，古兰月选择将红色题材、抗战故事融入网络文学。她在《酒坊巷》中构建抗战叙事的“爽点”。小说以酒坊巷一群小人物展开，在国仇家恨与个人恩怨的碰撞中，古兰月将人性的丰富刻画得淋漓尽致。

  主人公元魁、金九妹和唐振华的恋情纠葛贯穿全书。国难当头，三人皆能放下感情，共同为抗日事业奋斗。网络小说常见的儿女情长与严肃文学歌颂的民族大业，在作家笔下碰撞出精彩火花。

  又如小说中的酒坊老板钱大有，起初唯利是图，甚至为日本人效力。在目睹儿子惨死日军刺刀下后，他幡然醒悟，最终选择用生命掩护药品出城。

  《酒坊巷》中人物多为夹缝中生存的小角色。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每个角色面临的困境，都能与当代年轻人的焦虑形成一些共鸣，让年轻读者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古兰月说：“希望这些‘共情切口’能让更多人关注到这段历史，能让年轻人在书中看到自己。”

  在军博宏大的展厅里，陈涛拒绝照本宣科。他更像引路人，引导观众感受展品本身的故事。

  每次讲解后，陈涛都会结合自身感悟和观众反馈，持续调整优化讲稿。如今，当初十万多字的讲稿已更新大半。

  陈涛累计开展志愿讲解服务150余次，时长超300小时。2023年与2024年，他连续两年获评军博“杰出志愿者”。

  用故事激活民族记忆，陈涛的讲解带给参观者强烈的代入感。平均两小时的讲解，观众听得津津有味。有人听了一场即入迷，主动询问他下次讲解安排，新招募的讲解志愿者也常来观摩。

  社交平台成为陈建帮烈士寻亲的新工具。他运营的抖音账号，每天都能收到私信和评论，寻人请求来自全国多地。

  2023年，陈建帮助91岁抗战老兵朱文斌找到救命恩人的后人，圆了老人72年的心愿。朱文斌是重庆籍抗战老兵，1950年在湘西八面山剿匪战斗中受重伤，被营长许全德所救。未及道谢，朱文斌即奔赴抗美援朝前线，许全德因工作留在湘西，两人从此失联。

  72年来，许全德救他的画面始终萦绕在朱文斌心头。

  朱文斌之子朱远亮辗转联系上陈建。陈建被这段跨越70多年的故事感动，立即行动。经过半年寻找，他终于联系上许全德后代。遗憾的是，许全德已于1986年去世。

  几年来，陈建利用业余时间帮40余名烈士寻亲，成功6例。而这背后，是更多尚未找到归途的英魂。

  杨雅丽埋首浩如烟海的卷宗，步履不停多地走访，运用前沿方法进行历史学专业研究。

  调查中，杨雅丽等人发现以往南京安全区研究对中方救援人员记载不足。既往研究多依赖国际友人记录（如《拉贝日记》），关于安全区内中方救援者的资料甚少。他们通过挖掘史料补充了这一领域。“我们查阅档案、联系后人采访，追踪到一批中方救助人员的踪迹。他们承担了大部分实际工作，且冒着比西方人更大的危险。”她追踪那些几乎被遗忘的中方救援者姓名，努力拼凑出那些模糊的身影。

  南京大屠杀距今有一定时间跨度，幸存者逐渐减少，亲历者记忆随时间流逝变得模糊或出现偏差。像杨雅丽这一代年轻学者，只能通过采访当年幸存者（亲历者）二代，间接感知这段历史，这会导致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完整性面临挑战。

  杨雅丽说：“学术研究是艰苦的考据，更是对历史真相的庄严捍卫。每一次档案的印证，都是对先辈们迟来的致敬。”

  让远去的面孔重新清晰，让尘封的故事重现纸端，青年一代在凝望历史的同时，也在对话时代。

突 围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于右任《望故乡》

  14年抗战，多少忠魂埋骨他乡。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赤田镇石湖抗日阵亡将士墓园，安葬着一位名叫石继汤的烈士。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新婚不久的他毅然参军报国，入伍国民革命军第70军19师，1938年牺牲于庐山保卫战。

  “都这么多年了，今天终于有了四爷（叔）的消息。”2025年4月1日，家住会同县地灵乡江边村10组的93岁老人石守忠握着找上门来的陈建的手，激动得声音颤抖。

  “‘我参军打鬼子去了，你们在屋（家）要好好的，守好屋（家）。’四爷（叔）走之前讲的这句话，我这辈子都记得。”石守忠老人回忆，当时自己年纪尚小，许多事已记忆模糊，但对四叔从军之事记忆深刻。四叔石继汤自离家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新婚妻子等待多年，因没有自己的孩子，回娘家后也再没来过。

  “石继汤，在《会同县志》有记载，牺牲地点为江西奉新。”陈建说，为了获取更多有关抗战英烈石继汤的信息，他还查阅了江西奉新县文史资料档案等，并从牺牲地着手，在奉新县抗日阵亡将士墓园找到并确认了他的墓碑，再根据英烈籍贯，返回湖南会同为英烈寻亲。

  在会同多个乡镇寻访均无结果，陈建偶然间发现一位名为石继堂的抗美援朝烈士是地灵乡江边村人，便辗转要到江边村村支书的电话。

  “刚好村支书也姓石，电话确认了他们有继字辈，可村支书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于是请求他帮忙，一同查找石姓族谱，终于在族谱里找到了石继汤的名字。”陈建说。

  跨越湘赣两省，往返上千公里。陈建经过查阅资料、探访墓碑石刻、走访老人、实地求证，几经周折，最终确认石继汤就是会同县地灵乡江边村人。抗战英烈石继汤，牺牲87年后终于“回家”。

  寻人的过程中，陈建遇到过无数困难。烈士信息不准确、身份难认定，还有怀疑的目光，甚至被当成骗子的经历，都是他寻访路上必须迈过的坎。

  古兰月面对的困境，是如何在写作中平衡网文的“爽感”与历史的厚重感。

  “现在的年轻读者离战争太远，容易产生疏离感。”古兰月说，“如果直接摆数据、讲史实，会很枯燥，就失去了网络文学的特色，但是行文过度追求吸引眼球，又会把严肃的历史题材娱乐化。”

  分寸的拿捏让古兰月头痛。在不断摸索中，她总结出一套方法，巧妙地将传统文学的深度与网文的强节奏叙事相融合，在严谨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情节上的艺术化处理。

  “绝不能把网络小说写成‘抗战神剧’，必须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古兰月坚定地说，这是她不可逾越的红线。护送血清针的情节扣人心弦，支撑这些戏剧冲突的，是她在金华市党史办借阅的厚重资料，是义乌细菌战展览馆里铁证如山的照片。

  “首先要拿到真实的史料，加以细节上的虚构，目的是要用更贴近现实的叙述方式让读者走进那段历史，从而达到精神上的共鸣。”古兰月介绍自己的创作理念。

  历史是创作的土壤，真实是叙事的根基。真正的历史厚重感，不在于压抑阅读的快感，而是要引领读者展开严肃思考。

  为了让抽象的历史通俗易懂，陈涛也绞尽脑汁。

  “想让观众听进去，就得先让观众听得懂。”陈涛说，讲解必须“接地气”。

  照本宣科容易，因人施讲最难。为此，陈涛很少直接原封不动地搬用历史教科书，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史实的把握将历史“翻译”成“白话文”。举例子、打比方，陈涛想尽各种办法。

  在讲解百团大战时，陈涛就把“扫荡”这个抽象的概念讲得清晰透彻。

  陈涛说，“扫荡”是侵华日军破坏我敌后根据地的手段。日军“扫荡”就好似在泥塘里撒网抓泥鳅，明知水里有泥鳅，却看不见它。此时，敌人便派出多路人马编织成一张人网，一旦网到我军主力，再集合兵力以求消灭。只有知道了什么是“扫荡”，才能清楚什么是反“扫荡”，进而真正理解我军的战术。

  “如果满嘴拽‘大词儿’，观众就会烦。”陈涛说，“这不仅要求我们的表达足够接地气，还要求我们跟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观众尽可能地找到共同语言。”

  杨雅丽直面的，是日本右翼势力对真相的否认和扭曲。

  2023年，杨雅丽在读博期间参与南开大学-爱知大学博士双学位项目，赴日本交流学习一年。在日期间每次逛书店，她的心情都很沉重。她默默统计了日本市面上2000年后出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著作：承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著作或者资料有31件，而直接否定南京大屠杀发生的著作有49件。

  历史的真相，在异国的土地上并未成为共识。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蓄意否认、歪曲南京大屠杀历史，试图美化侵略、淡化暴行，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干扰，正直学者坚守真相的声音显得微弱。

  “越是这样，我越要多翻一些资料、多找一些证据。”从日本回来后，杨雅丽决定把《朝日新闻》退休记者上丸洋一2023年的新著《南京事件与新闻报道：记者们写了什么、没写什么》翻译成中文。

  上丸洋一通过还原当年日本随军记者的战时报道、战后回忆及书信等，客观呈现出他们的心理变化。或出于战争管制的压迫，或因日本国民的所谓“责任感”，这些记者放弃了新闻真实性原则，成为军国主义的附庸。这一战时体制思维至今仍在日本延续。上丸洋一深刻地反思了这一问题，他指出真正的爱国应体现在对侵略历史的承认上，以此来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

  远征之路，从不平坦。荆棘丛生，巨石拦路，唯有坚持突围，方能继续前进。

联 结

  “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钱穆《国史大纲》序言

  陈涛写满字迹的笔记本扉页上，誊抄了这句话。

  1938年，云南宜良岩泉寺的一座小楼内，钱穆先生卸去教学的纷扰，集中精力撰写《国史大纲》。此前，钱穆随北京大学南迁，辗转大半个中国，最终落脚昆明，于烽火狼烟之中寻找到片刻安静。

  回望过去之路，方知未来之途。怀着对中华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钱穆先生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历经一年，最终完成了《国史大纲》。

  彼时，放眼华夏，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倘若国家不幸覆亡，至少还有一本书能让后人了解祖国的历史和文明成就，从而激发复兴中华之心。这便是钱穆写作《国史大纲》的意义所在，也给千百万炎黄子孙留下希望的种子。

  陈涛也想为更年轻的一代播下种子，不仅是对历史的认知，更是对民族精神传承的责任。

  “希望我的讲述，能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孩子们，愿意去了解历史，从而铭记历史。”陈涛说。

  站在“民族的胜利”巨幅标语前，陈涛用一段铿锵有力的话，结束了当天全民族抗日战争展陈的讲解。

  “我们为什么要缅怀逝去的英雄？因为这个时代在召唤新的英雄。”

  “朋友们，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们，我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书写者。今天的中国是由前人创造的，中国的未来还要拜托给你们……”

  讲解的声音回荡在展厅里，站在参观队伍前排的孩子们仰起头，似懂非懂地望向陈涛，“民族的胜利”五个金灿灿的大字照亮了他们稚嫩的面庞。

  个人的坚持或许微不足道，但终将汇聚成星河，照亮夜空，联结世界。

  2022年，在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微纪录片《“宁”聚微光——寻访约翰·拉贝的“中国朋友们”》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杨雅丽作为讲述者，带领观众在12分钟的视频里重温这段历史。

  纪录片里呈现了一张经AI技术修复的老照片：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与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职员的合影被清晰复原。南京安全区内中方工作人员作为群像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打破了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平民要么是被屠杀的受害者、要么是受外国友人庇护的弱者的刻板印象。

  “讲好抗战故事，只靠理论研究是不够的。”杨雅丽说，“这次与媒体的合作让我深刻认识到，青年学者应该积极拥抱新技术，将历史知识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从而激发更多人对抗战史的兴趣和关注。”

  陈建的抖音账号也逐渐搞出了名堂。2024年，他在帮梁自明烈士寻找亲人时，因为很多记录不完善而陷入僵局。他把找人的过程做成短视频发在抖音账号上，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希望能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一些线索。“视频发出后，就有他们同姓的远房亲戚看到了，发到家族群里，对于最后寻亲成功起到直接帮助。”

  陈建的找寻，不仅联结起过去和现在，更联结起一个个多年没有团圆的家。帮助抗战英雄寻亲的这些年，他从没想过放弃，烈士亲属的目光、社会各界的支持，都让陈建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在帮石继汤烈士寻亲的过程中，陈建还了解到同在奉新牺牲的另一名烈士。“我下一步计划去找到他的家人，越快越好，这是争分夺秒的战斗。”陈建说。

  奉新县赤田镇石湖抗日阵亡将士墓园里，206块墓碑中尚有140块无名无姓，等待着他和更多志愿者。

  网络小说，也可以成为世界理解中国抗战的一个窗口。

  古兰月笔下酒坊巷小人物的故事，正跨越语言障碍，向世界讲述着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

  据古兰月介绍，目前加拿大多伦多教育出版社已经基本完成了《酒坊巷》的英文翻译工作，正在审校翻译文稿，预计下半年在北美地区发行英文版。此外，沙特阿拉伯萨比阿出版集团、俄罗斯体育与文化出版社购买了该书的阿文和俄文版权，正在推进翻译工作。

  走向世界还不是最让她开心的事情。她更在意的是作品能不能走到年轻人的心里。

  “有一天我突然在女儿的书包里，发现了自己写的《酒坊巷》。我很惊讶，她是‘05后’，正好是叛逆的时候，平时话都懒得跟我讲几句，以前从来没见她看我的书。”古兰月没想到读高中的女儿会偷偷阅读这本书。

  当厌烦了说教的年轻一代开始主动接触历史，这更坚定了古兰月继续创作的决心：“不管是硝烟中奋战的伟大身影，还是市井烟火里挣扎的小人物，我的笔锋将永远朝向中国山河。”

没有终点的远征

  古兰月悄悄打开女儿那本《酒坊巷》，在尾页上郑重写下“愿所有真相都被看见”，墨迹还未干透，窗外的朝阳已经升了起来。

  杨雅丽在图书馆对着电脑屏幕敲打了两个多小时，她起身放松一下眼睛，望向窗外。阳光打亮了一处展板，上面印着著名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是1935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学典礼上提出的三个问题，激发了无数师生的救国热情。

  陈涛在百团大战地形图前，津津有味地讲起八路军的战斗故事，孩子们围坐在陈涛周围，好奇的目光格外闪亮。

  陈建在单位刚吃完午饭，打开手机，看到了新的寻人私信，他望了望头顶的太阳，开始了新的搜寻。

  还有许多故事没有被听见，还有许多英烈没有被找到，还有许多真相没有被厘清……一个个“坐标”，标记着这场青春征途的方向。

  写作还会继续。考证步步深入。讲述仍在延伸。寻找从未停歇。

  年轻的他们扛起传承抗战记忆的重担，向着远方，迈出坚实的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