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我与米赛跑（下）

▲陶行知多次下榻的北温泉农庄。聂作平摄

  聂作平

粮食危机

  1941年4月23日，陶行知前往重庆嘉陵宾馆。今天的重庆双碑街道有一家酒店，就叫嘉陵宾馆。不过，它不是陶行知去的那个。陶行知时代的嘉陵宾馆在李子坝，位于史迪威纪念馆附近。从照片上看，它是一座呈L形的三层青瓦楼房。这座建于1939年的洋楼，曾是战时中国的“国宾馆”。当时，不少国家的使馆和军事代表团就设在馆内。著名作家海明威访问中国时也下榻于此。

  陶行知去嘉陵宾馆，是为了拜会司徒雷登和孟?。司徒雷登因几年后那篇影响巨大的《别了，司徒雷登》而广为人知。知道孟禄的人却极少。孟禄即保罗·孟禄，美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留学时的老师。孟禄先后10余次到中国讲学或是调查教育，还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副董事长。孟禄即将回国，陶行知前往送行，当晚也住在嘉陵宾馆。

  他们不知道的是，当天下午，当他们在宾馆里相谈甚欢时，就在几里外的地方，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惨案的诱因，就是那两三年里，陶行知一直为之苦恼不已的东西：米。

  1941年开年以来，从周边运往重庆的米越来越少，到4月，终至绝迹，市区米店几乎全部停业。黑市上，一斗米涨到了120元的天价。除了达官显贵，整座城市人心惶惶。23日，一部分饿民聚集抢米，警察开枪制止，无数人倒在血泊中——这是继上一年成都抢米风潮后，在大后方发生的又一起因米而导致的流血事件。

  民以食为天，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无粮则不稳。全面抗战后，受诸多因素影响——最重要者乃是战争破坏、旱涝天灾、商人囤积、粮食走私、运输不便，国统区一再面临粮食危机，而陪都重庆尤其严重。

  1944年出版的《粮食问题》说，“在二十六年(1937年)内，因为秋成多已收获，运输方面亦无重大阻碍，各地粮价均极平稳，几乎没有变动”，“到了二十七年(1938年)，情形就不同，直至二十九年(1940年)六月可算是粮价逐步高涨时期，在这期间因为战事范围已趋扩大，粮价受其影响也就逐渐高涨”。

  自1940年始，国统区粮价暴涨。“在西南各地因接近战区，受战事影响较深，高涨程度亦较烈，川南方面因中央政府迁驻，各地人口密集，亦渐高涨。”

  四川本是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其成都平原地区，有着发达的精耕细作传统农业。但即使是两千年来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成都，也自1940年起发生了粮荒。相较于1937年，1940年成都的大米、小麦和稻谷价格分别增长了6倍、10倍和5倍。尤其进入1940年后，7月8日，成都每石米售100元，9日108元，10日115元，10月1日，200元。年底，为了粮食而焦头烂额的蒋介石，盛怒之下，将勾结商人囤积居奇的成都市市长杨全宇枪毙。

  和成都比，重庆的粮食问题更加严重。

  首先，纵使在战前，重庆的粮食就不能自给，必须依靠外运。

  重庆多山，地形崎岖起伏，少有宜于农耕的沃野。粮食，尤其是稻米产量较低。以1926年为例，重庆市区人口208297人，年消费粮食20万石，即4万多吨，折合每人年均195公斤。

  这些粮食，重庆本地所产，主要出自江北和巴县。不足部分，通过长江和嘉陵江运入。人们把长江称为大河，嘉陵江称为小河。从长江运来的米称为大河米，从嘉陵江运来的米称为小河米。大河米占外来米的绝大部分。如1934年，大河米运入重庆13万吨，泸州一地即有8万多吨。小河米的来源以嘉陵江中游为主，约有8.8万吨。

  民国初年以来，重庆一直是西南重镇，航运业和工商业都发展迅猛，人口增长很快。肇自全面抗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政府部门、机关单位、工厂学校以及沦陷区普通民众涌入，重庆人口激增。1929年，重庆建市时，城市人口仅20万，1936年47万，到1944年，突破100万。

  人口暴增而粮食供应不能相应增加，甚至还因天灾而减产，导致输入粮食不够，发生粮食危机便成为必然。如1937年，受旱灾影响，往年运往重庆的大米锐减，“渝市各小巷饿殍横卧”。重庆警察局统计，仅该年前两月，重庆街头因冻饿而死的灾民即多达2870人。

  1939年7月育才学校初创时，每斗米的价钱是2元2角，两年后的1941年5月，涨到80元，差不多是之前的40倍——用今天的价格来对比，相当于每斤5元的大米，两年后涨到每斤400元。

  国民政府在粮价上涨时也出台了一系列平抑粮价政策，如“平价政策”“派售余粮”“取缔囤积”“田赋征实”“控量限价”等。这些措施对抑制粮价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持续以及国民党的腐败，这些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粮价越涨越高。

  1942年，文化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生活，相互间或许会有小的差异，但大体来说，都差不多。北碚图书馆馆长张从吾，早年，朱德在滇军任旅长时，他是该旅编修，与朱德关系密切。后来，他任职于民生公司，创办了民生图书馆。之后，又力主将民生图书馆与北碚图书馆合并。

  抗战期间，张从吾率北碚图书馆迁至邻近的合川渠河嘴。1941年4月，张从吾随手记下了他的生活状况。这种状况，如果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窘迫：“现在因米每斗要四十八元，月薪所入，不够吃用，莉莉（姨侄女，因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寄养在身边）、雪儿（即张雪如，独生女儿）、元柱（内弟，家被日寇飞机炸烧，父母双亡）皆赞成一天两顿，每顿吃胡豆而佐以稀饭；每人只吃两碗，吃至胡豆咬不动时而后已。纯以胡豆果腹者多，我不当于下箸时皱眉也。”

  1942年，张从吾和北碚图书馆仍寄身合川。为处理公务，他时常往返于合川、北碚、重庆城区之间。一天，张从吾进城拜访某官员，尽管他和该官员非常熟悉，却被门卫拦住，声称主人不在。张从吾不以为意，留下名片后离去。及后，该官员打来电话致歉。原来，他就在室内。那天，张从吾和往常一样，身着民生公司从卢作孚到实习生都一样的麻布制服，加之下雨，头戴一顶破草帽，脚蹬一双破草鞋，看人下菜的门卫便不准他进去。

  1942年前后，陶行知的日常生活，与张从吾相差无几。如果说有不同的话，张从吾只需为一家人的生计考虑，陶行知却不得不为育才上下几百号人的吃饭而操心。

  多年积劳成疾，陶行知的身体出了问题。1940年下半年，他两次患疟疾，每次均折腾一个月以上。1941年初，早年毕业于南京晓庄师范的方与严去重庆看望3年未见的陶行知时，陶行知的病还未痊愈。“他独自一人仰睡在床上，他听到了我的声音，即刻坐了起来。我从旁看去，他那向来丰润而笑容满面的面孔，已清癯瘦削了许多，并且时时咳嗽得不歇。他下床后，喝了一点开水，服下少许止咳药粉，止住咳嗽。”

  这次见面，陶行知向他这位昔年的学生和部下，“谈了许多学校的人事上和经济上的困难问题”，“他最感到困难的问题，便是两百人吃饭，天天在‘与米赛跑’着”。

与米赛跑

  北碚东北100多公里外，是大竹县。大竹多丘陵和山地，丘山之间，稻田密布，是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区。当陪都重庆粮价暴涨时，大竹米价低廉。得知这一情况后，陶行知致信马侣贤，和他商议派人去大竹购米：“我来渝后，已经与卢作孚先生商妥，学校在大竹购米，彼愿尽力协助，并致函大竹县长，请其帮忙。现闻已有其他机关知道大竹米价低廉，派人前往大竹采办大批谷米。我们购米事应从速进行，请力行同志即日动身前往，肩负起这一重大而劳苦的工作……”

  由此可知，到大竹购米，实赖卢作孚相助。为了购米以及其他开销，致信马侣贤次日，陶行知请求实业家李组绅和吴涵真作担保，向新华银行贷款3万元。

  一个多月后，派去大竹购米的人回来告诉陶行知：大竹米价确实要比重庆便宜许多。如果将大米批量运到北碚，扣去运费，还有盈余。

  这让一直为米发愁的陶行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当即提出，“卖米赚米吃，卖炭赚炭烧，这恐怕是解决育才难童经济难关之两条路”。故此，1941年初，育才学校“多方了解各地米谷和炭价，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购得米和炭，以维持学校的运转”。

  孰料好景不长，就在陶行知以为吃饭问题得到大体解决的时候，1941年5月27日，噩耗传来：大竹县粮管局不再允许当地所产大米出口他县。尽管陶行知致函大竹县粮管局，请求准许育才学校购粮，但从随后几天育才学校就差点揭不开锅来看，他的请求似乎没起作用。

  6月4日，育才的存米只够三天了。陶行知决定，从本日起，一日三餐，所有人都吃稀饭。同时，又到处借米，以解燃眉之急。

  大竹购米之路已断，陶行知复又将希望寄托于平价米。由政府配给的平价米，价格低于市价，但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审批手续，还不一定批得下来。到了10月，育才不仅隔三岔五就有断炊之虞，而且天气渐冷，全校上下的寒衣也需制作。这又是一大笔开支。

  10月17日，陶行知派人给冯玉祥送了一部他在旧书摊上淘到的外文版《水浒传》。冯玉祥虽然酷爱写诗题词，据说也曾学过外语，事实上并不算文化人。对他而言，中文《水浒传》或许能读，外文恐怕就是“天书”了。把这样一部“天书”送给冯玉祥，其实，陶行知是醉翁之意——他要送给冯玉祥的，是随书奉上的一首诗：

  将军老亦壮，还学外国语。

  戴上万哩镜，认识更清楚。

  我与米赛跑，久亦忘其苦。

  去来旧书摊，偶得洋水浒。

  持此以相赠，念兹如汤煮。

  自古农人心，好比如汤煮。

  显然，他希望冯玉祥这位高官，继续对育才学校施以援手。

  他太需要帮助了。

  他可以过苦日子，但育才不能关闭。

  一面是普通民众揭不开锅，一面是与权贵勾结的奸商囤积居奇。对此，陶行知愤怒而无奈，有一天，当他又一次听工作人员汇报说学校的存粮就要见底时，他写了一首诗，题目是《谷子在仓里叫》：

  谷子在仓里叫，日寇在战场上笑。我们要给兵士吃下去，化为战斗的血，把国耻来昭雪。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给老鼠偷窃？

  谷子在仓里叫，汉奸在沙发上笑。我们要给老百姓吃下去，化为做工的力，为同胞谋福利。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给奸商居奇？

  谷子在仓里叫，苦孩在肚子里叫。我们要给难童吃下去，长得又壮又高，化为智慧的笑。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耽误了年少？

  诗写好后，育才学校音乐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含着眼泪谱上曲子。以后，这首悲愤的歌就时常回响在古圣寺校园里。

  这个作曲的孩子是陶行知在创办育才学校前，偶然在一家保育院见到的。当时，他看到一个头上长满癞疮的难童正在指挥一群孩子欢快地歌唱。他的乐观与才华打动了陶行知，陶行知把他选进了育才。后来，冯玉祥请了医生，为他治好了癞疮。

  很多年以后，陶行知早已不在人间，这个孩子成长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和著名指挥家。他叫陈贻鑫。

  陶行知和陈贻鑫的故事，让我想起高尔基写给他儿子的信中的一句话：你走了，你种的花却留下来了。

  从1940年到1944年间，与米赛跑是陶行知的常态。

  经过陶行知多方努力，动用种种社会关系，育才学校终于获准供应平价米。

  这种平价米，不仅是两三年的陈米，而且还被有意掺进了大量石子、砂粒、稗子——抗战时期，不仅育才师生吃这种米，其他高校，比如同在北碚的复旦师生，也吃这种米。用它煮出的饭，师生们戏称为“八宝饭”。

  并且，这种“八宝饭”，也不是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大多时候，只能半饥不饱。

  为保证师生健康，陶行知规定，每天早晨，全校师生必上20分钟的选米课，即把米中的杂质挑拣出来。

  有一天，师生们在饭厅里吃完饭走了，陶行知让食堂师傅晚些收拾桌子。他一张张饭桌巡视，并把每张桌上散落的饭粒，一颗颗地数清楚，分别包成小包，并写上数字带走。

  第二天晨会，陶行知把包了饭粒的小纸包拿出来放到桌子上，说：“现在时局混乱，抗战到了最艰苦阶段，加上奸商操纵，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我这个校长没当好，让大家受苦了。”说到此，他向大家展示了那些小纸包，并告诉大家，小纸包里的饭粒，少的有90多颗，多的有600颗。如果按每张饭桌浪费300颗计算，那么，每一餐将会浪费多少粮食，每一月、每一年又将浪费多少粮食。

  这堂生动的晨会，许多聆听过的师生，直到晚年还记忆犹新。

  1942年元旦下午，如前所述，陶行知带着吴树琴去管家巷28号看房子。这一天，陶行知起得很早。之所以下午才匆匆赶到，是因为上午他先后拜访了两个朋友。

  一个是时任国防部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机要秘书的胡秋原，一个是任职于海关的刘全英。

  陶行知拜访他们，是为了同一件事：推销营餐券。

  为解决育才学生吃不起饭的问题，陶行知最初寄希望于大竹购米，大竹购米不成后，又想方设法搞到平价米。但平价米不仅质量差，数量也有限。迫不得已，他转而又寄希望于赈济委员会，希望从这个官办慈善机构得到帮助。

  元旦前，他专程造访赈济委员会。有关官员明确表示：可以拨发给育才一批棉布制作冬衣。至于粮食，爱莫能助。随即，陶行知又造访教育部，一个叫吴俊升的司长接待了他，连连摆手称没办法。还是不死心的陶行知再去粮食部，粮食部刘秘书表示可以代向部长徐堪请示，求他供给育才一批官价粮食，及后却不了了之。

  元旦前夕，陶行知左思右想——或许，他又一次想起了他的偶像武训。因为，他决定用武训行乞的方式继续办学。当然，他不会真的像武训那样捧着一个碗四处转悠。毕竟，他是名人，是公众人物，在社会上广有影响，在各界都有一大批朋友。

  他制作了一种称为营餐券的凭条，印制了很多份。然后，他带着营餐券登门拜访朋友们，请他们认购营餐券。认购之后，认购者并不是真的要到育才去吃饭，而是让给学生吃。

  第一天效果不错，胡秋原和刘全英不仅各自买了一些营餐券，还承诺在各自单位向同仁推销。

  仅靠捐助还远远不够，或者说，即便够，也不能让育才的孩子坐享其成。育才学校的学生不是有绘画、戏剧和音乐方面的天赋吗？陶行知决定，通过定期举办画展、话剧公演及音乐演出的方式，将票房收入作为办学补贴。以后几年间，重庆市民渐渐认识了一批来自育才的小画家、小演员、小音乐家。

  1942年1月5日的《新华日报》专门刊发了一篇报道——《育才学校筹募经费，定期在渝举行戏剧音乐公演》：北碚育才学校为筹募经费，定日内在渝分别举行绘画展览、话剧公演和音乐演奏。预其图画展览为十日至十五日，话剧公演为廿日至廿五日，音乐演奏为卅一日至二月一日，地点暂定中苏文化协会及新运动服务所二处。该校主持人陶行知，顷已来渝筹备。据称该校学生什九来自战区，尽系难童，年来试行天才幼苗教育，颇具成绩……

  1942年，无论对整个国家还是对陶行知及其育才学校来说，都是艰难的一年。这年12月5日，武训诞辰104周年。照例，育才学校要举行小型纪念会。会上，陶行知介绍了武训生平，并朗诵了武训的几首诗。这些诗，质木无文，如同打油诗，却是武训这个圣人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这份真情，就是宁肯自己受穷、受累，也要办学、兴学。武训用自我的牺牲，换来穷人也有读书识字的权利，从而不再像他早年那样受人欺压。这份真情，长久地感动了陶行知。

  当年11月28日，陶行知写了一首四言诗，题为《长青不老歌》。这一年，陶行知52岁，体弱多病，却天天奔波操劳。他相信他将长青不老，因为他有一份大爱：

  博爱存心，和光映面。

  不惑不忧，不惧不恋。

  偶萌烦恼，念梅百遍。

  不急不息，法天行健。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服务最乐，手不释卷。

  思想青春，何可不变。

  愿师少年，立在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