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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說明：

　　圖①：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遺址。

　　圖②：山東章丘焦家遺址出土的隨葬玉器。

　　圖③：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出土的彩陶壺。

　　圖④：寧夏彭陽姚河塬商周遺址出土的獸面紋象牙杯。

　　圖⑤：河南新鄭鄭韓故城遺址北城門遺址航拍圖。

　　圖⑥：陜西西安秦漢櫟陽城遺址發現的“櫟陽”“宮”陶文。

　　圖⑦：河南洛陽東漢帝陵陵園遺址中發現的排水溝。

　　圖⑧：江西鷹潭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總平面圖。

　　圖⑨：吉林安圖金代長白山神廟遺址出土的漢白玉玉冊殘塊（癸丑）。

　　圖⑩：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出土的西王賞功金幣。制圖：張芳曼

　　10日，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評選會在北京落幕，26個初評入圍項目的發掘主持人介紹了遺址的發現發掘情況。經過評審和投票，最終產生了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分別是：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遺址、山東章丘焦家遺址、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寧夏彭陽姚河塬西周遺址、河南新鄭鄭韓故城遺址、陜西西安秦漢櫟陽城遺址、河南洛陽東漢帝陵考古調查與發掘、江西鷹潭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吉林安圖金代長白山神廟遺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

　　古城面貌更加清晰

　　據文獻記載，櫟陽城是秦獻公秦孝公時期、秦楚之際塞王司馬欣、漢初劉邦的都城，遺址位于今陜西省西安市閻良區。

　　自2013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重啟櫟陽考古，在三號古城內發掘確定了多座大型宮殿建筑。該項目負責人劉瑞說：“從清理的半地下室、巨型筒瓦、瓦當、浴室、壁爐等遺跡看，當為秦高級宮殿建筑。”而清理出兩兩成對的4個大灶，系中國考古史上首次發現的王室級御膳房建筑設施。同時，考古隊還開展了白渠、鄭國渠的勘探試掘，確定了二者的走向和位置。

　　同處春秋戰國時期，新鄭先后作為鄭國、韓國后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539年之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其北城門遺址和鄭國三號車馬坑進行發掘，據該項目負責人樊溫泉介紹，鄭韓故城選址科學、形制完整、氣勢宏大，展現了其在中國都城城市文明形成過程中的突出作用，而北門遺址中帶車轍的道路遺跡和出土的車輛馬匹相互結合，為描繪春秋戰國的生活添上濃重一筆。

　　山東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章丘區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聯合發掘的山東章丘焦家遺址，是山東地區，乃至黃河流域最早的城址之一。該項目負責人王芬介紹，這展示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會面貌的巨大變化，為我們認識黃河下游史前社會的轉變及復雜程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資料。

　　宗教考古有了重大突破

　　為探究唐宋之后以大上清宮為中心的道教分布、影響范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鷹潭市博物館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推斷出主體殿宇基址的年代為明代早期至清代前期。端莊沉穩的紅條石建筑基座，靈氣秀雅的鵝卵石園林地面，使得整個宮觀既有北方官式、皇家宮觀建筑特點，又兼具南方傳統建筑風格。“大上清宮是我國迄今為止發掘規模最大、等級最高、揭露地層關系最清晰、出土遺跡最豐富的具有皇家宮觀特征的道教正一教祖庭遺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該項目負責人胡勝說。

　　安圖金代長白山神廟遺址位于吉林安圖縣二道白河鎮西北4公里處的丘陵南坡上，相傳唐代有將軍東征高麗時在此獲得一匹寶馬，故又名寶馬城。寶馬城選址是經過精心考量的，占據最為高敞地利，城內建筑軸線的南向延長正對長白山主峰，天氣晴朗時，主峰盡收眼底，體現其超然的地位。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效仿中原皇帝封禪五岳之舉，封長白山神為興國靈應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對遺址進行了4年發掘。該項目負責人趙俊杰介紹，神廟遺址的整體布局與以中岳廟、西岳廟等為代表的宋金時期皇家山岳祠廟非常相似，凸顯其規格之高，也為更好地理解宋金時期祠廟建筑布局和規制，以及禮制建筑的傳承關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陵墓發掘彌補考古缺環

　　東漢共有帝陵12座，其中11座位于河南洛陽境內。東漢陵寢制度作為中國古代陵墓由“天下之中”到“南面稱王”軌跡演變的關鍵節點，屬于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其帝陵位置和分布長期以來是考古學的缺環。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對東漢帝陵及其陵園進行了大規模勘探，明確了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即墓葬為長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南向，墓室為方形“甲”字形回廊墓。該項目負責人嚴輝說：“這為今后研究東漢時期陵寢制度的內涵與演變，以及進一步探討陵園歸屬問題提供重要參考。”

　　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高陵區文體廣電旅游局發掘的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東北部，考古隊發現一處大型成人墓地，墓葬總數在2000座以上，規模空前，是國內首次發現并確認的廟底溝文化大型墓地，性質應為大型普通居民公共墓地。“為研究渭水流域史前時期葬制葬俗、人種學、人群血緣關系、聚落形態、社會組織狀況等重大問題提供了科學的實物依據。”該項目負責人楊利平說。

　　區域文化遺存見證歷史足印

　　早在1986年，考古學家嚴文明就提出史前文化格局的“重瓣花朵”模式。他認為，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區，周圍還有甘青文化區、山東文化區、燕遼文化區、長江中游區、江浙文化區，“五個文化區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各文化區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有不同程度的聯系，中原文化區更起著聯系各文化區的核心作用”。

　　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共同努力下，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遺址走進公眾視野。該項目負責人于建軍介紹，通天洞遺址是新疆境內發現的第一個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首次提供了該地區舊石器時代—銅石并用時代—青銅時代—早期鐵器時代的連續地層剖面，對了解新疆地區4萬多年以來古人類演化發展過程，確立區域文化發展的編年框架有重要意義。

　　此外，通天洞遺址出土的典型莫斯特文化遺存，在國內只發現于少數幾處遺址，為解決學術界爭議的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是否存在舊石器時代中期人類文化遺存，以及莫斯特技術的傳播路線提供了依據。

　　在寧夏彭陽姚河塬西周遺址，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彭陽縣文物管理所斬獲頗豐，包含仰韶時期、常山下層、晚商、劉家、先周、西周、戰國、秦漢等多時代的遺存和文化類型。“商代晚期遺存含有劉家、中原、寺洼等地文化因素，說明晚商時這里已經是一處具有多文化雜居的中心性遺址，而不是一處單純的土著遺存。”該項目負責人馬強認為，這為研究晚商到西周時期中原王朝與西北邊陲的關系提供了全新資料。

　　“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的發掘，不僅是明代考古的重大發現，也是內陸水下考古的有益嘗試，‘圍堰’發掘手段為今后的灘涂考古、淺水埋藏遺址的發掘提供了工作范式。”該項目負責人劉志巖說。該遺址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眉山市彭山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共同發掘，為研究張獻忠大西軍征戰歷史、政權建設、經濟建設等方面提供豐富實物資料，有助于解決明史中的諸多問題。記者 史一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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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萌萌